读书,让生活与思想同行

历史抉择中的吴三桂

作者:李治亭

敢为天下难为之事,独创历史;不计身后成败荣辱,任人评说——这是本文作者李治亭为吴三桂撰写的对联。李治亭老师是研究清史的专家,潜心研究吴三桂多年,他的作品,并不是为了给吴三桂翻案,而是用丰富的史料和可靠的推断还原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将吴三桂钉在耻辱柱上时,也要明白,他是一个人,自然有人的勇气、野望、优点和弱点,而历史的关键时刻,就能检验你的全部品质。

自投身行伍以来,吴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

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吴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

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吴三桂道未通”,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吴三桂击败,退回北京,吴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深知吴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吴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吴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但李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吴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的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张若麒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吴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吴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这说明吴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吴三桂”,对他施加影响。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吴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

吴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

吴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三桂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而且李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吴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并且,吴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处境很困难,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吴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吴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吴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吴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吴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吴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吴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吴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期。)。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吴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吴襄正在被拷追赃。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吴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

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此事还须从头说起。

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之后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

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

吴襄自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李自成为了要挟吴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赃。但从吴襄及其家属既无生命之危,也没有致残来判断,可知吴氏一家受刑不重,派饷数目也不大。当李自成需要利用吴襄劝降吴三桂时,就把吴襄释放,甚至宴请他,也是可信的。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吴三桂)”。明里“遗书”招降,暗中“遗书”吴三桂速来“救父”。

刘宗敏逮捕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他交出陈圆圆。搜求美女,这在农民军中已不是个别事例。农民军进入北京,一方面大肆追饷,一方面也抢劫美妇艳女为妾,极尽享乐之事。身为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他批准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

农民军的领袖们自李自成而下,一进入繁华大都市,便追求享乐。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臣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刘宗敏掠妇女尤甚。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领导人尚且如此,其部下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变得败坏,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幼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九。史传陈圆圆为李自成掳去,误。又,近世有否认刘宗敏掠圆圆之说,亦误。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二期)。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吴三桂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吴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虽然吴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吴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

吴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并斩杀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李甲、陈乙。

吴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吴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

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吴三桂不顾也。男吴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吴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吴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吴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备注:

来源:凤凰网,本文选自《吴三桂全传》“徘徊关上”一节,有大幅删节。

吴三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充满争议的话题人物,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一直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关注。本稿作者是明清研究史专家,尤其对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和人物颇有研究和心得。作者在立足于史料真实的基础上,运用通俗的语言,以全新的视角为读者全景再现了传主充满矛盾的一生,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读物。

分享到:更多 ()

评论 抢沙发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