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

作者:汪荣祖;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9月20日第B08版:书评。

就戴君所举钱穆的代表作而言,其师之学术不出国学范畴。然而戴君极力将钱学与西学相牵连,且喜用西方名词与概念来论述宾四之学,殊无必要,而又因未求深 解,时有误会。戴君为师门说法,刻意使用西学诠释,屡提“哲学系统”、“历史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实与宾四之学无大干系。

钱穆不像现代的专家学者专治一端,是一通儒。他也应是二十世纪不可忽略的中国史学家,我曾当面问过《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1986、1988)的作者许冠三,九十年间为何没有史家钱穆?他回话说:“钱穆的史学不是新史学。”这当然是许氏的偏见,当读者看到该书总结 九十年来中国新史学集大成的所谓“史建学派”,主导者赫然是殷海光与许冠三,可见其主见与偏见之深。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国学热风起云涌,钱 穆也成为受人尊崇的民国国学大师之一。当今论述钱穆的中英文专书虽已为数不少,似尚有进一步公正客观评论的余地。当我收到《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这 本新书时,欣然披览,始知作者戴景贤乃钱穆先生及门弟子,从钱先生游长达二十年,师生情谊之深,非同门诸君可及,且著作等身;戴子所著书,已辑为《程学阁 著作集》,有二十六册之多,名称既古雅,涉及学术范围亦广,上自先秦,下及明清,有异于侪辈的专家之学,不愧为宾四门人。其著作集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于十二年内出齐,洋洋大观可期。现已出版四册,此册即其中之一。观乎《著作集》之缘起,得知各册都是论文集,此册亦不例外。当下学风如此,因学者碍于年度 考绩,研究计划多倾向较短期的论文写作,很少人愿意撰写耗费日力的专书。论文渐多之后,结集成册,为了便捷,几无打散诸文、重新写成专书的雅兴。按:“专 书”(monograph)有其成规,不仅首尾能呼应,而且章节之间必须环环相扣,使全书论述连贯,俨然一体,自有别于“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之各章,可以独立成篇。此册论述钱穆学术思想,由于是七篇单独论文的结集,以致内容时而重复,连钱穆等人的名号与生卒年也一再重复出现,相 同的论点亦一再提出来说。戴书如能据其已发表之论文,另起炉灶,别撰综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论述钱学之作,则无憾矣。

钱穆生平的各类著作何止等身,戴教授特别举出四本“重要”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推崇备 至。此四书确可称为钱穆的代表作,《系年》考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渊源、学派的发展与相互关系,以及年代的厘清,落笔细腻,多有建树,早为世人所重;固然 书中也有失误,例如考定孙武与孙膑为一人,俟《孙膑兵法》的出土而破功;又如力言庄子在老子前,也难以令人信服,戴氏亦说“其所臆测,诚未能成立”(86 页)。然就整体而言,《系年》一书尚瑕不掩瑜,其余三书亦非白圭无瑕。

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为与梁启超所撰同名书“立异”而作,戴君直言梁氏书“最大之价值,仍仅限于人物之介绍,与其学术成绩之描述” (16页),难道钱穆亦如此认为?故而介绍清代学者时,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若谓船山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 外未刻及已佚者犹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95页),仅改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而已。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 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 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正确的数字是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平心而论,梁氏书的价值绝不限于人物介绍与学术成绩之描述,钱穆论船山之观点,实 与梁启超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许多了”(见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82页)。钱穆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 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上册,96页)。惟钱穆严夷夏之辨,虽于论吕晚村一节有所发挥,却未就船山强烈的贵华贱夷之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未免失之交臂。钱穆对清 初顾炎武、黄宗羲的评价,与梁启超所见亦略同。所异者,梁视汉宋之争为实学与玄学之争,尊汉鄙宋之意显然,而钱绝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虽认可东原考证 之精卓,绝不认同其义理,力斥戴震所论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颇致憾焉!且不惜借重章学诚之言以批戴震,并张大实斋以抗衡东原。不仅此也, 钱穆虽说方东树攻伐汉学“肆口无忌”,仍认为“颇足为汉学针砭”、“并可绝其病痛者”,尤乐见其“尊护朱子”。钱穆论清学之衰,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场。更可 注意者,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以专章述论曾国藩,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愈恒,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尤推誉国藩特重宋学, 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册,587、589、581页)。钱穆及其门生皆自命无门户偏见,戴君亦谓乃师“具体达成”破除汉宋门户之见(17页),岂其然哉?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尊宋黜汉的意识形态无可掩盖,尤重宋儒朱熹,自称“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文)。其崇宋尊朱的 基本心态,平生始终如一,故毋庸赘辩者也。

钱穆的《国史大纲》纲举目张,行文简洁可读,成为当年的“部定大学用书”,谁云不宜?戴书谓此书能达成“时代之需求”(21页),谅系指此书 成于抗战期间,意在教育国人的爱国情操,即钱穆自称“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钱穆,《国史大纲》,台 北:“国立编译馆”,1960,第3页)。于此可见,钱穆也自有其“服膺之历史观点”,固无可疑。至于戴君说钱师此作“能超越其所处时代之限制”(21 页),则难悉何意。按钱穆撰《国史大纲》受制于时代,可以理解;若论此书超越时代,真不知史家如何能超越其时代?钱穆论史开宗明义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 部之活动,是为历史”(钱穆,《国史大纲》,第1页),乃对“历史”此一概念做了不可能的界定,盖“已往全部之活动”极大部分已如湖上之风,随风而逝,留 下的只是由文字记载的纪录,包括史料与史书,而历史知识唯有从史书中获得。换言之,文字发明之前无历史,史前史唯有依赖考古发掘之物证。故现代学人以有文 字之殷商为中国信史的开端,不再以史前遗物与神话为上古史的开端。最可议者,《国史大纲》的重点之一是“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21页),而 戴氏不仅不以为非,而且曲为师饰,竟谓帝制尚有“制衡”(check and balance)可言(77页),甚至说专制’(despotic dictatorship/autocracy) 一词究竟应包有多少内含? 不唯学者各人之认知有差距……”(76页)云云。按despotism、dictatorship、autocracy 这几个英文字,意义明确,既然是学者,更不可能有认知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国史之不当,国史绝非“帝王家谱”,既不“黑暗”,更 无西方概念之“封建”,然若亟言二千余年之帝制非专制,殊无必要,谓“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谓秦 汉乃“士人政府”,谓“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谓班固之后,“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钱穆,《国史大 纲》,12-15页),既违背历史真实,更授人以柄,李、蒙辈之惨死,已足证专制之酷烈。钱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独夫专制之黑暗”,然谓“其事乃起于明 而完成于清”(钱穆,《国史大纲》,23页),岂其然哉?专制起于秦,至明清愈演愈烈耳。中华帝国的“智识阶层”何来“坚实之自主性”(79页)?戴君 说,钱穆持此说虽遭“极大之批评”,然“始终不屈”(280页),难道是择“善”固执吗?戴君对钱穆的史学评价甚高,认为其“观点,必然将纳入统整后之中 西史学,成为其中极具特色之一支”(212页)。又谓“其说之于现代史学,可谓独树一格”(280页)。可惜仅见“宣示”,未见“极具特色”以及“独树一 格”的具体内容与令人信服之论证。

戴氏视《朱子新学案》为重要著作,将令不少读者感到疑惑。该书虽长达百万言,但大量抄录朱子原作,再加以分类,仅略为之串连;此 乃剪刀与浆糊可办之事,何劳大师出手?此种写法依现代学术标准而言,无论是“学术史”或“思想史”,都难作示范。然而戴氏却认为此书极力抬高朱子,“以新 的史学方法与眼光”,“为儒学之历史存在,所提出之新定义”(73-74页)。事实上,即以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此书虽号称“新学案”,无论才识,均难望黎 洲《明儒学案》之项背,所谓“改进后之‘学案’体”(87页),果如是乎?

就戴君所举的钱穆代表作而言,其师之学术不出国学范畴。然而戴君极力将钱学与西学相牵连,且喜用西方名词与概念来论述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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