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祥:深切悼念恩师郑杭生先生

   2014年11月9日晚9时许,我们敬爱的郑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位被大家称为“学界泰斗”、“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军人物”、“著名社会学家”的老先 生,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没有给我们晚辈一个道别的机会,甚至也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言。这位在微信上自称“70后老郑”的老先生,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生命 被永远定格在79岁。这是否是命运的桀数。先生追思费老、雷老特别是陆老的话语犹在耳畔,自己竟然也追随各位前辈远去了。生如夏花之绚烂,去如秋叶之静 美。

   当晚7点08分,我突然接到师弟王道勇(中央党校)的电话,从他的声调中,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心头。果然,他问我知不知道郑老师的事情。我说不知。 他说郑老师现在医院,正处昏迷状态,可能就在最近两三天。后又补充一句,医生说可能就在今晚!我当时脑子全懵了,觉得他是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7点15 分,我赶紧给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他说事情就在这三天,郑老师谁也不让说。7点46分,我给我院院长徐永祥教授报告 了此事。徐老师告诉我别着急,说郑老师身体很好,应该没事。我们希望心存侥幸,祈求老天保佑郑老师平安无事。晚上9时11分,我先后接到两位师弟从北京发 来的消息,说郑老师已于9点整在北京辞世。很快,关于郑老师驾鹤西去的消息,在各大新媒体快速传播。各方求证的短讯和电话不断。9点49分,纪晓岚教授在 电话中声泪俱下,说郑老师6号还在给她写信(这也许是郑老师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但当天下午就不知为什么无回音,并不断重复“这是咋回事啊!”。是夜无 眠。平日里早早安睡的儿子问:“爸爸,发生什么事了?”我说:“郑爷爷过世了。”他又问:“爸爸,郑爷爷多少岁了?”我说:“80岁。”其实,我多么希望 郑老师至少是80岁。他分明已快迈进“80后”的门槛,也完全可以与时俱进,自称“90后”甚至“00后”。我们还想趁明年高层论坛之际,为他祝福80岁 的生日呢!无奈天不遂人愿。

   次日清晨,我随同李战刚(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一同搭乘赴北京的早班飞机,奔赴中国人民大学,恰逢人大社会学系杰出系友、北京郑杭生社会 发展基金会理事、京东总裁刘强东一同上楼祭奠先师。在先生生前的办公室,灵堂尚未搭建好。人大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副校长洪大用和学院班子正在紧张的 忙碌着。郑门北京的学生平日里各忙一摊,当天悉数到场,虽不是都能派上活,但都不舍离去,一个个空落落的。记得上一次到先生办公室,还是在今年2月23 日,先生为我签名送书《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说我有两篇文章收录其中。先生的签名为:“发祥弟惠存”。我当时说:“郑老 师,这不敢当。”先生笑着说:“这是中文中的一种称呼,也可以理解为弟子或子弟。”原来我们已经超越了师生之谊,具备了父子般的情愫。此情此景,犹历历在 目。没想到,这一次再到先生办公室,竟已物是人非。

   随后,在同郝大海教授一同前往先生家中看望师母。这是一套上世纪中后期的老公寓房。刚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家中显得较为平静,就好像郑老师并没有离我们而 去,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未归。先生的女儿已从美国赶回家中。先生的儿子正忙着招呼客人。何珊君(中国政法大学)和张纯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两位师姐当时 也在家中。初冬的北京,虽为晴天,却有阵阵凉意。北京已开始做好供暖准备,因楼上人家维修供暖设备,打乱了家里的物品摆放,显得有一些破败凄凉。只有先生 的书房,还堆放着他的文稿。正是这样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家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了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大师。透过师母那无助而不悔的眼神,让人不由对这位平凡而 伟大的女性肃然起敬。在师母起身送我们出门时,我看到她拖着颓弱的身体,步履蹒跚,满头银丝,正与我的妈妈年龄相仿。我不由紧握师母的双手,内心难掩悲 恸。没有郑老师的她,今后的日子必定是艰难的。呜呼共命人,瞬息远去,遗床前孤灯,夜夜明月;哀哉老无伴,浑然入梦,望墙上音容,年年肠断。

   傍晚,我搭乘返回上海的高铁。平日里俗务缠身,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发发呆的时候。但郑老师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占据满满。追思的画面,就像放电影,一幕 幕历历如昨。在纪晓岚老师给我打电话时,我还以为我可以做到不哭。但思绪的潮水一次次冲开意志的闸门,眼泪不由一次次夺眶而出。回想起来,我追随郑老师已 有十年。十年前,我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我所学的专业原本是历史学,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在 申请博士后过程中,我心想,我是个社会学的门外汉,也不知道国内有哪些社会学家。但我在读硕士期间,读了一本郑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我想这应该是一 个资深老教授。既然申请,那就申请个大牛吧。不成功,我就去工作。在人大通知我可以参加面试时,我把当时郑老师在中国知网上的80多篇文章全部下载打印, 恶补了社会学的知识。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还在研读这些文章。经过面试,我感觉不是很理想。但郑老师不顾弟子基础薄弱,毅然纳于门下。能够成为郑门弟子, 让我拥有师出名门的美誉,这是我今生莫大的荣幸。当然,这是一种骄傲,更是一种鞭策。

   在人大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生涯中,先生对我学业与生活上均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正如我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所言:先生的儒雅风度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彰显出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先生的大师品格与大家风范,无愧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帅旗。那两年中,我对先生的感情,走过了戏剧性的三部曲:初入京师的我,犹如 初生牛犊,喜欢去先生办公室小坐,没有什么顾忌;时间久了,进一步了解了先生的地位与身份后,觉得他是一位不怒而威的尊者,在中国社会各界德高望重,让人 不敢靠近,每次蒙晤之前,都如临“大敌”,不由感到紧张和不安,好在这些都能在先生和蔼的笑容中缓释;最后半年,先生为我未来的去向多方考虑,不厌其烦, 我又发现自己原本与先生的心理距离那么近,他更是一位慈祥而可亲的长者。岁月匆匆,两年光阴真如白驹过隙。然而,始终不变的是,自己对先生永远抱有一颗虔 诚之心,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自进入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后,我一直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努力实现从史学向社会学的自我转型。两年中,我深知 深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一直潜心苦读,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之心。人民大学校园的文化熏陶,社会学系强大的师资阵容,河北定县乡村社会调查的艰辛,让我 逐渐成熟起来。两年的人大生涯转瞬即逝(正如恩师当初留学英伦的美好时光),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倍感珍惜的日子。记忆中的京城,秋天的银杏黄叶铺地, 香山红叶层林尽染;冬日里站在暖气室内,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安详而静谧。巍巍长城和庄严的天安门、“硅谷”中关村和繁华的王府井,在诉说着一个民族的命 运与国家的前途。这一切,连同夏日的桑拿天气与初春的漫天黄沙,共同组成了京城独特的风景。京城让人既恨且爱,并使在此久居过的人有一种不舍的京城情结。 无奈皇城根下归宿难求,难怪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喟叹:“居长安不易!”太多希望留京的人注定梦想成空,我也未能幸免。后来,我打点行装,告别京师,南下淞 沪,寄居黄浦江畔。

   十年来,我是郑门在京外学生中与先生接触较多的一个。八年前,因曹锦清老师是我校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我在选择到底是在社会学系还是在社会工作系工作 时,先生说,曹锦清老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你还是到社会学系吧。我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以来,先生每年都会受邀来华理讲学一到两次。有时先生到上海出差, 或他借道华理,或我前往他处,畅叙师生之情。搜索华理官方新闻网,发现先生与华理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年,在以先生为首的专家组大力支持下,华 东理工大学成功申请社会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是华理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2006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 理学院、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联合召开“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在华理工作后先生与我校合作的第一个会议。我校校长钱旭红院士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论文集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11月,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主要领导的邀请,郑老师赴广州开展社区建设调研,后又受时任广东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邀请到深圳调研社区建设,我都有幸全程参与,调研成果后来公开出版。

   2009年,经先生力荐,我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被列为教育部特色专业。2010年,经先生推荐,徐永祥教授领衔的上海市精品课程《社区社会工作》成功立 项。2011年3月,我的学术专著《低生育社会的来临: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一书付梓,先生欣然作序,对学生的奖掖之情溢于言表。3月26日,先生来 我校参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一种社会学的解读》(朱眉华教授主持)的学术报告。在会议的前一 天,先生不辞辛劳,驱车前往我校奉贤校区,为全院本科生作题为《社会学视野下的学术话语权研究:历史和现实——以费孝通学术历程为例》的学术报告(张广利 教授主持),让低年级学生近距离感受大师的风范。此报告经上海市社联申请,列入上海市“东方讲坛”系列讲座。6月18日,华理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成功申请,先生担任评审专家组组长,并为我院师生作题为《把握交融趋势,推动学科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的学术报告(俞慰刚教 授主持)。同年9月26日,在华理社会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专家评审会上,先生再次受邀担任评审专家组组长。正如我校分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工作的副校 长于建国教授在开场白中所说,今天我们请来的都是些真正的名家、大家,请各位来给我们把把脉。9月27日,先生为全院研究生作题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 路径选择——一种比较社会学的分析》(纪晓岚教授主持)的学术报告。1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先生又亲临华理,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关于文化问题几个焦点的思考——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的解读》的学术报告(纪晓岚 教授主持)。他的讲演,朴实无华,从不哗众取宠,但深刻严谨、自成体系。

   2012年9月5日,华东理工大学校庆6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先生受邀作题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趋势》的报告(何雪松教授主持)。 2012和2013年,经先生和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推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申请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译西方社会工作流派从书》(徐永祥、何雪松主编) 两次成功立项,这是我校出版社首次成功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获批经费200余万元。该套丛书第一批12本已公开出版,成为社会工作界的重要参考书目。

   2013年10月14日上午,郑先生应社会学院邀请,到奉贤校区为本科生作《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主题讲座(纪晓岚教授主持)。同年11月 11-13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再度合 作,联袂举行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规格与规模都是空前的。我校校长钱旭红院士和时任党委副书记沈炜教授(现 任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分别出席高层论坛和青年论坛开幕式并致辞。2014年5月23日,郑老师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学,我院再次邀请他来到学院,为全 院师生作了题为《“理想类型”与中国特质——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治理》学术报告(何雪松教授主持)。这次报告因是临时安排,后来没有公开报道。未曾想到, 这竟是先生最后一次来我校授课。5月24日,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院2014年夏季申请博士学位的5位研究生正式答辩,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 一次主持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昨天放学时,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突然问我:“爸爸,郑爷爷是在北京工作吗?”我说是的。他又问:“那为什么我常能在上海看到他呢?”近年来,先生多次来 我校讲学,与全院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我院的两位忘年至交曹锦清、徐永祥教授,对先生更是尊重有加。曹老师总是说与郑先生神交已久。先生更是亲切地 称呼曹老师“老曹”。曹老师曾对我说,在费孝通、陆学艺逝世后,郑先生是仅存的大佬。近年来,我院社会学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的老师,都同先生有过较密集的 接触。就连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我校校长钱旭红院士,也同他结下了很深的私人情谊。惊闻先生辞世后,钱旭红校长专门委托我院代为敬送花圈。华东理工大学专门 向北京发送了唁电。先生对我院青年学子关爱有加。我院先后有6位博士生和硕士生获批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先生虽未直接受聘我校,但他已是我校当 之无愧的客座教授。正如我院院长徐永祥教授所言,先生对华理社会学的贡献,可谓恩重如山。

   先生一再告诉我们,做学问要具备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草根情怀。在中西方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学不应在西方笼子里跳 舞,应该争取学术话语权,正确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先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是: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 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他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是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成为迄今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影响整整几 代学人,先生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先生育人无数,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先生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开创者和拓荒牛,也是新时 期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路人,是中国社会学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他所提 出的社会运行理论及其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超越了社会学界,影响深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曾称其为当今中国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整、系统的社 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成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与宣传,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社会政策制定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与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百年轨迹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着常存常新的魅力。2009年春节,我在给先生发送新春祝福的短信中,对他提出的“五 论”有一个初步概括,今天在此第一次公开。

  运行转型奠宏基,本土互构展新意。

  实践结构构思巧,特色理论成体系。

  寰宇学游千万里,膝下弟子已成蹊。

  神州各界齐称颂,学科理念千秋立。

   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发展,先生晚年创立“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慷慨资助青年学子,不遗余力提携和帮助年轻后辈;发起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发 展高层论坛”,引领学界潮流;创办《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两本学术期刊,搭建学科交流平台。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令无数后辈学人永志不忘。 先生是屹立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正如在2012年2月29日,在先生从教50周年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本科生 所言:郑、杭、生,这三个普通的汉字,组合成一个烫金的专有名词,给予我们无形的力量!先生的辞世,使社会学界失去了一位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物,从此注 定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

   2014年11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郑老师病重期间,前往北京世纪坛医院看望,为先生送去慰问与祝福,称郑先生是当代 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1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马凯、胡锦涛、朱镕基、吴官正、张春贤等分别对先生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并敬献花圈。各大媒体立体报道郑先生的卓越功绩。中国社会学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视野网、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以及北京郑杭生社 会发展基金会网站,都通过黑屏,来纪念先师。全国各大高校及社会学院系纷纷发去唁电唁函,对先生的辞世表示震惊和悲痛。社会学视野网全天动态滚动播报哀悼 实况。可谓无限哀荣。

   在上世纪30年代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先生出生在杭州,那是我曾经求学的地方。先生的中学时代,是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上海中学度过的。始建于1865年的 上海中学,古为江南四大名中之一(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海中学、扬州中学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与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就在咫尺之遥。这使我与先生更 多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在自述中有关儿时的记忆,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先生出生成长在南方,后长期工作的北方,兼备南北方的气质。正如2005年9月18日在 先生从教45周年暨七十寿辰学术研讨会上,有位代表所言,先生既有江南才子的豪情,又有北方汉子的伟岸。

   先生喜欢写毛笔字。他曾说,书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名人书法,一种是书法名人。他自嘲自己的字还未达到高度。但他的字,刚劲有力,自成一体。我在年初曾想 请先生为我题一幅字,他欣然同意。说竟然把你给漏了。我院院长徐永祥教授曾多次告诉我,请先生为我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分别题写系名。先生多次对我说, 想聘请曹锦清老师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催促我来完成。还说,今年可以与我合作发表一篇文章。我与人大出版社签订的书稿,也 还想请他作序。可这些都因我的延宕,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最后,我想借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贺耀敏教授的《御街行·痛悼郑杭生老师》一词,寄托无尽的哀思:

  惊闻噩耗一衫泪。

  怎忍信,犹疑醉。

  前番常颂健如松,

  今却西行疲惫。

  才情万种,

  慧心泉涌,

  从此留心碎。

  开宗立派当无愧。

  掖后进,承先辈。

  深思崛起善筹谋,

  灼见真知丰沛。

  精神不朽,楷模长在,

  三立应欣慰。

  蝴蝶纸钱飘满地,杜鹃血泪洒千行。今年11月15日上午的八宝山,注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空。我愿化作一滴水,汇入祭奠先师的人流,送先生最后一程。脑袋昏昏,不知所云。只言片语,难以言表。

  郑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弟子:杨发祥跪泣

  2014年11月12日深夜

赞 (0)

评论 0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