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让生活与思想同行

古时隐居读书者大致有三种人生

 

古时,隐居读书是很多知识分子崇尚的社会风气。这些隐居读书的文人,既有书生、处士,也有科举及第者,还有饱学的大儒,几乎包涵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喜爱的隐读之地有名山、寺观,又或居于乡野茅屋或田庄别墅。一般说来,家境贫寒的士人,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局限,多居于茅屋陋室,采樵燃薪以修书自修,而富贵官宦子弟,由于其经济状况较佳,甚至有的家庭别有田宅,多居于庄园别墅修业。

总的来说,古代士人隐居读书者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粗通经业,选择一闲雅安静之处读书自修,待业成后取得功名。比较典型的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躬耕陇亩”,于隆中草庐中读书,后受刘备三顾茅庐之邀出仕,辅佐刘备成就了三分天下的霸业。还有唐代晚期著名宰相牛僧孺,15 岁时居长安附近的庄园中读书:“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登进士上第。”

隐居乡野、读书自娱的士人中还有一类人,视功名如粪土,睹荣华为虚无,他们宁静清心、悠然自得,最为出名的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辞官归隐田园,时而读书饮酒吟诗,惬意非常。还有唐时文人李渤,不从科举,隐居嵩山,以读书习业为事。唐宪宗诏徵为左拾遗,“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

有趣的是,这些士人不仅自己闭门读书,许多人还在隐居之所招收学生弟子,授徒讲业,一些书生士子寻访其踪,拜在门下。可以这样说,他们虽然过着清闲读书的生活,但在对国家以及社会的态度上, 他们并不消沉或颓废,身居山中而寓国政得失、民众疾苦于怀。

还有第三类隐居读书之人,他们早已学有所成,怀有强烈的政治愿望,借隐居读书而博高名,以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唐朝宰相房琯,其父房融在武周时期任宰相,房琯得以荫补弘文馆学生,但是他却“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诩尉”。

若说房琯以宰相之子、弘文学生的身份,入仕的机会自当很多,然而他却隐居读书于山林之中,这十余年的淡泊生活确实令房琯难耐,故而玄宗准备东封时,他又是上书又是上笺,求仕之心显得十分迫切。

和古人一样,近代人也有隐居读书者,最著名的为近代著名将领冯玉祥。

1933 年 8 月,被迫离开抗日战场到泰山隐居的冯玉祥,给自己和部下下达了一项“新任务”——读书救国。冯将军开始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其他科学知识,他请来了多位学者,讲授唯物辩证法、西洋史、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还学习了生物学、心理学、政策通论、国际政治情况、国内政治动态、外交论等多门课程。此外,冯将军还出面牵头,把众学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研究室”,订阅了多种报纸杂志,分别对国际、国内问题进行研究。后来,他在文章中写出:这段隐居读书的经历“可以使我获得正确的人生观”。

来源:城市快报 2016 年 8 月 3 日第 14 版,记者:肖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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