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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追星

区家麟|绚丽荒凉(27/2/2015刊于《信报》,本文略为加长)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2014 年研究评审工作(RAE )」报告,传媒视作大学排名比拼,党媒用作攻击港大法律学院的斗争工具。查阅RAE 相关文件,常见一词,极为碍眼︰ Cost Centre.

教资会文件,常以“Cost Centre” 形容大学学科或学术单位。「成本中心」,商界术语,查查字典,解释是公司内「只消耗资源,没有直接利润」的部门。一用此词,以做生意思维,有意无意把大学学科「定性」为「嘥米饭」,屁股指挥脑袋,真是倒抽一口凉气。

既然投入资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在博文约礼、敦仁博物、求新求进……这些教育家珍重的价值、凿在校徽上的先贤校训,统统难以量化,怎么办?总要找些东西出来量度一下,结果,我们不能量度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把能量度的东西就当作有价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大学要研究,生产新的知识,贡献社会;大学也要教学,传递知识,授业解惑。教学成果难量度,于是大学排名榜、院校高层、传媒与家长,往往把焦点集中于评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获国际学术期刊刊载的数目、论文得奖数目、成功申请之研究基金数额等。于是,「进取」的学系,爱招聘外籍教授或「海归」学者,一来让大学更「国际化」,争取更佳排名;外地学者视野较「国际」,惯用英语,亦有助摘三、四星评级,令各「成本中心」的产品,达到国际卓越与世界领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学,薪高粮准,吸引知名学者无数,但这些外籍教授对香港有感情吗?会做本土研究吗?擅长教学吗?对不起,都不重要。

再说,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本来不应混为一谈,香港不需要八间大学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顶尖」研究。教资会的审核报告,虽然多处强调,不同院校与学科,情况不同,不应互相比较,但其图表的表达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并列,邀请大家作比较。

政府中人,常叹香港学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这种评核标准。本地研究,关注面难免较本土,若重政策,则更实务与工具性,较难登「国际」殿堂。专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学者,在现时大学评审生态下,不易立足。纵使教资会文件强调研究可用中文、发表渠道不限于学术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视、甚至接受论文以外的「创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杀大权的外国学术权威们,会花时间了解本地环境,学习中文,给你一个三四星的赞吗?

于是,学者最稳妥做法,还是致力得到国际认可,这些论文,若得学术同侪审核认同,当然有价值,纵使凡人难了解,但也增长人类知识,兼提升自身大学排名,是看得到、数得到的声誉。但是,制度令大批聪敏的头脑变成离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埋首追求与本地福祉及学生需要完全无关的「知识」,那是极大浪费,我们就要问,比例是否恰当?方向是否出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Gaye Tuchman 最近写了一本书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参与观察的形式,描绘一所美国中等水平大学的生态。大学公司化,花尽心思追求利润与讨好「顾客」。Tuchman 说,本来,大学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载体,为生产与传递知识而服务;现在,知识变成一种工具,为大学的利润与声誉而服务。「为了追求声誉,大学的行政人员会花心思去想,研究什么才会获得认同;大学教职员更关心产品(大学教育)的市场形象、关心顾客(学生与家长)与客户(学生的未来雇主)的感受,多于关心教育本身。」自动草稿

Tuchman 又指,国家机器试图把大学「去神圣化」(de-church),试图以拨款与评审方式,推动大学公司化与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学角色,剥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学纳入国家管控的范畴。

在香港,当权者视大学为九反之地,明目张胆干预学术自主,易引起反弹;蔓妙之计,当在堂而皇之透过学术评审与国际化指标,消耗老师精力,费时做离地研究,明明以教学为主业也要追逐国际顶级研究荣誉,再以一众排名榜制造压力,把数字当作成就,讨好教育商品的消费者。

Tuchman 说︰「大学不再带领学生去追寻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闯荡、不去欣赏最好的艺术音乐与文化、不致力推动开明的政治与公共服务。他们装备学生找工作,他们不是办教育,只是搞训练。」

这正是不信任大学、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师的人,最乐见的事。

(来源: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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