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被媒体左右的美国

文 / 章乐天

“谢谢多年来饱受我折磨而毫无怨言的好妻子辛西娅!”比尔·布莱森在“致谢”中写。如果是别人写的,当一句客套话略过也罢,但是布莱森,我就要好奇了。《那年夏天:美国的1927》是他的近作,一本相当常见的“横切面”之作,即在历史时间轴上标出一个点,一年,一季,或一月,写在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里发生的事,互相观照。读完之后我心想,也许,辛西娅所受的“折磨”之一,就是她那位大名鼎鼎的胖老公身上难闻的旧报纸味儿吧。

西人素有传记传统,大小人物留下了翔实的自传、回忆录,也给别人写传。有的人为了给别人(比如约翰·F.肯尼迪之类生平充满戏剧性的名人)写一本情节跌宕起伏的传记,甘愿过上单调的半辈子或一辈子。他们的书,后来都成了历史写作者、研究者的宝贝。然而,做20世纪美国历史的研究,还特有一个便利,那就是它独步天下的传媒业。我还记得,比尔·布莱森在其童年回忆录《闪亮的日子》里曾找出《得梅因记事报》上的旧闻,将它与自己同期的往事并置、对照;他肯定很享受这样的采撷,仿佛表明他来自一片故事的密林,而且都是有案可考的真实故事。

为了写《那年夏天》,一本不给想象力留出空间的历史作品,他又要翻阅多少旧报纸呢?我想象他坐在图书馆里,将1927年的《纽约时报》、《读者文摘》、《时代周刊》、《纽约客》……一份份翻开的样子。他被那上面的头版头条、名人特写、名人花絮深深吸引,名人并不多,无非是奸夫淫妇格雷和斯奈德,倒霉的政治犯萨科和万泽蒂,飞天英雄查尔斯·A.林德伯格,传奇棒球手贝比·鲁斯,数得出来的寥寥无几。那时的“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曾是一个让美国学者着迷的研究课题——已是可以被媒体摆布的了,媒体一拥而上报道什么,美国人就去关注什么。

格雷—斯奈德案为“那个夏天”拉开了序幕。3月20日,长岛一个姓斯奈德的普通家庭发生的凶杀案,因为涉及有外遇的妻子杀害丈夫,又破绽百出地制造现场并捏造案情,一时成为巷议界的超级宠儿。布莱森提到,它“笨手笨脚又老套”,良民被告供认不讳,“甚至不能带来精彩的法庭辩论”,可是娱乐价值很强。正逢美国小报兴起,两者一拍即合,斯奈德夫人根本没有“我想上头条”的意愿,却无奈地被娱乐,被编排,电影界和戏剧界都不乏“消费”他们的故事并获得商业成功的人。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1931年的作品《仅仅是昨日》,是比尔·布莱森写作《那年夏天》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引用了艾伦的记述:斯奈德夫人谋杀案在媒体上的“表现”超过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两个月后,林德伯格独自驾机,成为史上飞越大西洋第一人,为此,他在美国媒体取得的成绩,公众对他的关注和传播度,大大超过了九年前一战结束,德意志帝国覆灭,以及巴黎签订《和平协议》。

这样的比较在书中比比皆是。它暗示了一种价值转换:当传媒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一个事件的重要程度,是以有多少媒体报道、被多少人得知来衡量的;它的“公共性”完全是被媒体制造的。小报尤其是媒体的代表,它们日日教育民众,眼下最该关心的是哪件事,而当民众开始众口交传这件事时,还都以为是自己“发现”了它。报业老板跟编辑花不了多少工夫就知道,为了提升报纸销量该干什么:将头版头条和特写的版面都让给“红人红事”;如果不能做第一个炒出热点的人,就要紧紧跟上热点。

布莱森当然并不只看报纸,他在书出版后发布了一份长长的文献来源注释目录,并开列了三百本参考书目。不过,这并不能消除《那年夏天》自带的“旧闻盘点”的气息,因为报纸是纸媒时代新闻的第一讲述者,一个人长什么样,生平如何,搞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报纸的反应永远最快(广播或许也很快,但不容易查阅)。在结束斯奈德谋杀案的讲述时,布莱森用以下两句话向林德伯格过渡:

“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故事已经从头版上消失了,人们现在需要新的故事,而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自信满满的中西部年轻人看起来有几分意思。一个问题横扫记者圈:这小子是什么人?”

虽然林德伯格的飞行自身就是壮举,但媒体的强势,大有将它变成一个“媒体事件”的意思,其特点是短时间内的疯狂爆炒,对不特定的人形成了信息轰炸。林德伯格在巴黎安然降落后,连续三天,他的故事“完全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非头版的大部分篇幅。”纽约人发起欢迎他的大游行当日,他的故事“占了报纸前面整整16页”。可以想象,那个夏天,就是一个媒体无孔不入,把人的眼球和思考一并收缴了的夏天。

当然这不是书的全部。除了无法绕开的新闻人物,布莱森还揭示了许多今日无法想象的新奇状况:“穿梭时光的客人会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启动汽车,没法打电话,不会为收音机频频选台,甚至连过马路都成问题”。制造陌生效应,乃畅销书大家布莱森的绝技。还有,哪怕在这样一个繁荣、有闲、充满商业气息的社会里,摆在舆论台面上的也并不只是由媒体制造出来的“真实”:媒体所反映的一些东西确实是真实的,比如,科学确实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那时的美国人,相信科学几乎能完成一切事情,对一个被科技彻底改变的未来有着无数谐趣横生的畅想。

再比如,尽管林德伯格被爆炒,但像他这样拥有一种特别突出的、能够展示的技能,或显现出便于世俗人群欣赏的某种素质的人,在1927年的美国的确最容易走红。伟人、改革家、战争勇士消退,英雄人物的时代定义也变了,且英雄也不一定能长期保持新鲜感。布莱森写道,别说当时的其他飞行冒险者,就是林德伯格,于今也不太有人提及了,他曾是这颗行星上最受崇拜的美国人,但现在,论名气和偶像色彩,他肯定不及猫王、玛丽莲·梦露、李小龙等等美国造就的文化艺人。

不过,那终究是一个被媒体大大左右了的夏天。艾伦曾说,媒体具有把新闻事件“节目化”的功效,用现在的话说,能走红的都是能被消费的,不能消费的,比如国际法庭、石油丑闻和尼加拉瓜局势,在一种泛消费的氛围中都乏人关注。作为鲜活的对比,书中写到另一桩1927年发生的、真正需要公共精神参与的公共事件——萨科—万泽蒂悬案,两位主角受到政治迫害,他们的遭遇,深深刺激了美国的左翼抗议运动,在8月10日死刑执行的时候,抗议人群的数量足够填满周围的街道,但是,与林德伯格引起的热潮相反,这只能反衬出大多数人真正的漠不关心。

国家繁荣,对于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是致命的,而曝光率几乎是这繁荣之中唯一可见的尺度,萨科—万泽蒂的命运由法庭决定,但也握在媒体手里:早在1926年,“大部分人都记不清萨科和万泽蒂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被处死了。新闻记者海伍德·布鲁恩……绝望地说,他的《世界报》报道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篇幅比萨科—万泽蒂案要多得多。”

在21世纪写书,比尔·布莱森无需像当时那些意识到危机的人一样,用上讽刺和忧心的口吻。他写了一本本质上还相当欢乐的书,因为那些事情都过去了,那些奇人异事,交杂着丰富的想象力与冒险精神,狂热与冷漠互见。布莱森仍然在纸媒时代的遗荫中写作,不太好想象他放下手里的报纸,去查电子档案的样子。那些“无冕之王”踩在社会责任感和唯利是图之间的暧昧地带,记录下了自己所参与制造的历史,它们被收检起来以还原那个时代,以后也会有人找来《那年夏天》,配合被布莱森翻过一遍的报纸、杂志和书,设法去继续靠近一个昔日的真实。

《那年夏天:美国1927》 【美】比尔·布莱森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来源:第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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